2000年1月7日，教育部下发紧急通知给中小学生减轻负担，要求“每门课程一本书，每天作业不超过1小时”，取消学前幼儿教材，并禁止教材、教辅的统一订购等等。这一通知内容给教材、教辅生产占较大比重的出版界的影响不亚于一次“经济地震”。尽管此前出版界一再以“狼来了”自我警醒，并不断调整出书结构，但紧急通知的猝然下发带来的震动还是让出版界措手不及。在1月12日至15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不少出版社用“致命的”、“毁灭性的”等词句对可能到来的经济损失做出悲观估计。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高考制度的存在，教材、教辅的品种和规模在近十几年中飞速壮大，其产出在整个出版产业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在出版界内部，都把传统意义上的读物称作一般图书，以区别于教材、教辅。同时由于教辅读物的利润较大，各种利益团体在其中角逐。有人曾将目前市场上流通的教辅按照出版、发行主体划分为六大类：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进入国家教委图书推荐书目；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进入新华书店推荐书目；新华书店租型；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编写发行教材教辅；二渠道发行；盗版盗印。如此之多利益主体共同瓜分教辅市场，买主只有学生，客观上造成了学生课业负担沉重。“减负令”的出台，理论上讲，除了第一种类型教材有严格的市场保障外，其余部分都将失去利润保障，完全由家长、学校自主选择。由于“减负令”出台于上学期末，其具体影响要到3月开学以后才见分晓。但据了解，在目前我们发行的教材教辅出版中，依靠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订购的即占到教材教辅的50％以上，有不少出版社这一份额是100％。即使是拥有教委推荐教材的出版社，除其教材利润较为稳定外，其市场教辅部分也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因此，此次“减负令”对出版社在经济上的负面影响是绝对的。
据乐观估计，在“减负令”完全实施情况下，有过得硬的市场教辅的出版社教辅部分市场份额只能达到统一征订情况下的20％－30％。
尽管如此，减负令出台后，国家新闻出版署还是对减负采取了积极姿态。在1月7日的减负工作会议上，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代表新闻出版部门表示，对减负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并要求出版社及时对策，调整出书结构，优化选题，严格控制一般教辅图书品种和数量；并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用书目录下发，让学校自主选择。同时新闻出版署要求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本地区教辅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一次认真清理，对超专业分工出版教辅或以买卖书号、变相买卖书号、违规操作出版教辅的出版社，予以严厉查处。对盗版盗印的并向学校推荐的教辅图书，则要坚决予以收缴和处罚。
那么出版社如何在短期内应付如此之大的变动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体上有如下几种做法：
首先，出版社绝不能放弃在教辅方面的开拓和努力。家长的望子成龙，独生子女的培养和未来社会竞争的加剧，尤其是高考制度的存在，决定了教辅读物市场存在的客观性。这从日本、台湾等地教辅市场份额即可看出，而且从目前各大媒体对“减负”的报道看，家长心情相当矛盾。一方面心疼孩子课业过重，一方面又担心以后孩子巩固知识缺少把握。仅从北京一地报道看，寒假中各种收费补习班依然爆满，教师仍被“请购一空”。可见课外辅导已形成稳定市场。对出版社而言，关键还是拿出的教辅要经得住市场考验，是学生真正需要的东西。
其次，不少出版社预计新一轮教材竞争将会出现。据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学校、出版社或个人都可以编写课本，但须经国家教委教材司审订通过方可使用。出版社具备资金、人才、经验等多方面优势，只要编出教材，进入教育部“一门一本书”的推荐书目，可以为出版社创造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这一长达3－5年的教材竞争热潮已经开始上马。
第三，减负的目的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家素质教育改革所倡导的，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所以就有一个减负以后为孩子们提供什么书的问题。目前，已有不少出版社已放弃任何政策幻想，调整出书结构，加大一般读物的出书力度，真正全面介入市场竞争。
这其中，也有相当一批出版社目前仍采取观望态度。因为“减负”不是第一次提出，而且发育多年的教辅市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主体，尤其是各地的教委、学校都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减负能执行到什么程度也确实要打个问号。
就目前形势看，出版社都对未来形势作出比较严峻的估计。中国人一向有“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但此次减负还尚未有出版社作出向好的估计。此间有人预言，这一轮竞争将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优胜劣汰，出版社实力可能要重新排队。还有人认为，规则也是生产力，中国出版社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企业本身惰性已使出版业自身难有前行的动力，新的规则产生新的刺激，出版业方能做出迫不得已的改变，从而让中国出版业走上更加良性的轨道。无论哪种可能，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出版业所受的保护越少，中国出版业未来的风险就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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